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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谈?被扼杀的灵性 ——谈中国影视业的“拿来主义”  

2013-12-04 20:34:54|  分类: 杂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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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和一位好友谈论过电影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。电影的原创本来是上世纪初一位奥地利作家斯蒂芬·茨威格的同名小说。1948年,美国曾根据这部小说拍摄过一部电影叫《巫山云》,也叫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。后来又被徐静蕾搬上中国荧幕。当然,电影还是不错的。这部影片可算是外国男性作品的中国女性电影版本。

不过,我在这里且不谈电影的好坏如何。而是想说说中国影视业的一种怪相,即——拿来主义。

我虽然极少在电视屏幕前消磨时间,但是从其他渠道也了解到,2013年过去的大半年,中国的电视屏幕始终沉浸在歌声的海洋中。而进入第四季度,却忽然变了味儿,被《爸爸去哪儿》等儿童剧搅的红红火火。仔细回想,如《超级女声》、《我是歌手》、《中国好声音》如出一辙,一样,不过依然是一档赤裸裸的引进版权的节目。在影视领域,“拿来主义”的舶来品总能轻松“”战胜本地的“汉阳造”

就拿《爸爸去哪儿》来说,本来是韩版的《爸爸,我们去哪儿》的“舶来品”。211个月大的阿卡莎娜独自去2公里外的马场采花。7台摄像机全程隐蔽跟踪小孩 独自完成父母交待的任务。于是,湖南卫视的节目制作人就有了“拿过来”做自己的节目的想法。用他本人的话来说:“就是隔着一层窗户纸,不去引进就无法捅破。”儿童遇上真人秀,版权中心捅破了窗户纸,《爸爸去哪儿》在中国的落地。大牌云集,一下子如火上浇油。

事实上,在中国的影视界,一直就有这样的恶习。一档节目火了,相类似的节目就会蜂拥而上。随着《爸爸去哪儿》的热播,类似的亲子真人秀节目《人生第一次》、《老爸老妈看我的》、《好爸爸坏爸爸》、《我猜我宝贝》也相继出台。殊不知这些节目都是韩剧和日剧的篡改版。中国的影视界没有别的本是,仿造和剽窃别人的东西自有一套,且手段也非常高明。而引进版权,又是成为成功的保证。据说,从2008年开始,中国每年引进电视节目模式约20种,2013年达到创纪录的30多种,能够在中国荧屏上走红的电视综艺节目90%是海外版权引进的引进品。但是,正如许多业内专家所言,“如果一个国家90%的成功电视节目都源于海外。只能说明一个事实,就是我们的‘原创’已经病了,而且病得很重”。

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说:“在节目制作上,你很难去界定究竟哪部分、哪些元素能够算得上是抄袭,国家在这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规定。而且,归根结底,这都是从国外学来的模式,不是你原创的,在你模仿的同时,很难避免被别人再度模仿。”

这是个“拿来主义”盛行的时代,国内电视业付出更多的是版权费,而自主创作所花费的精力财力却少的可怜。但中国的影视文化业似乎从未在意过费用问题,对于他们来说,“舶来品”的魅力远大于资金投入,至少在制作环节上,海外电视节目制作的严谨与专业有着超高的“性价比,这是在中国买不到的。

在国外,据说一档电视节目的创意制作,通常都有专门的“模式写手”,他们是自由职业者组成的团队,常常会聚在一起,经过长期的耐心的调查研究,通过对电视观众的考察和分析,最终敲定的,随后会被推介给模式制作公司或电视台,一个初步获得认可的点子将在电视台进行再次验证,得到认可,模式写手就与制作公司或电视台达成交易。反之,创意被扔进了垃圾堆。而在节目制作之前,制作公司还会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,通过邀请观众观看“样片”等方式对节目进行充分的评价,继而约谈专家对节目的播出时间、播出平台、播出风险等进行分析。只有被验证为收视率高、观众反馈良好的节目,才会从筹备期进入正式制作。这样,电视节目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。

《人生第一次》的外拍导演海晏说:“国外热播电视节目的整个制作流程相当科学,每个成熟的节目模式,都是在大量论证和实践的基础上成型的。引进方擅自动一个环节,可能就 导致收视率的下降。”但在中国,从机制上就缺乏大量创意的来源,再加上受制于广电总局的约束,走畸形的偷盗和抄袭的发展道路是不可避免的。泽传媒高级副总裁杜泽壮告诉《中国周刊》的记者,尽管制播分离对于中国电视人并不是新鲜词汇,但在具体落实上,却是千姿百态。在制作之前,国内电视节目虽然也有一套测试机制,如各省卫视台会首先把地方台作为新节目的测试平台,但对整体观众市场却常常缺乏充足的市场调查,一个节目的播出与否,更多地来自领导意见。进入制作过程后,概念与执行更多地停留在导演一个人的脑海里,所谓分工协作只是分出工种,很少有专业、细致、成体系、可操作的“制作宝典”。因此,当精打细磨遭遇仓促而就,高下可见一斑。不仅如此,一旦引入版权,电视台还会得到版权方“飞行制片人”的指导。谢涤葵介绍说,在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拍摄过程中,就得到韩方导演在音乐、视觉设计、电脑特效等方面的诸多指点。尽得精髓之后才进行了适当本土化的改造,令节目的气质更偏向纪录写实。

市场经济下的当前中国,电视市场却是非常封闭,受制于政府和广电总局的种种约束,一方面国外精英很难插手,另一方面内部又缺乏创新动力。急功近利的思维让电视制作无法 按世界惯例进行。因此,电视人疲于奔命,哪里还能搞创新?而《人生第一次》的制作公司传媒执行总裁黎明似乎更切中要害。他说:“外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成功,源于其核心是对人的关注,没有‘高大全’的阴影。但在中国,哪怕是以娱乐为主的电视节目,多少都会沾染“宣传”政治的因子。新中国以来,媒体一直被定位为宣传工具,电视台和宣传之间的联系从未切断,再加上多年习惯的官方话语体系,使我们的电视节目习惯于从上面俯视观众。习惯了俯视,自然就不会研究观众的口味,即便弄出一点原创,也不会接地气“

更宏观的层面,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曾把原创力匮乏的原因指向了现有的电视体制,“电视台数量过多、竞争激烈造成跟风者多、创新者少的困局。同时,在一个习惯模仿的国度,创新和版权始终未能得到相应的保护,这对于甘于寂寞进行原创的人而言,是致命的。”此前,广电总局向各大卫视下文,规定每家卫视每年新引进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一个,卫视歌唱类节目黄金档最多保留4档。“加强版限娱令”的出现似乎是鼓励原创的推手,但在目前的情况下,“一旦执行,很多原创匮乏的电视台将只能山寨到底。”杜泽壮并不看好行政命令对原创的拯救。

如何拯救原创,出身央视的黎明和湖南卫视的谢涤葵给出了同样的答案。在谢涤葵看来,“文化产品是释放心灵的过程,它需要宽松的尺度,过多的条条框框只能是压抑。”黎明的说法更直接,“管制与约束,只能束缚电视业的创新。要原创,自由才是土壤。”

由此看来,并不是中国的电视人不想创新,也不是不明白道路,而是被严厉管制的电视人很难有自身的发挥和创新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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